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于危难之际召开的党的五大，虽然未能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但它的贡献足以载誉史册：把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及的高度，在严肃党纪上做出重大突破，并第一次设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建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空前加强党的纪律监督，源于我党重视纪律检查制度建设，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党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省港工人大罢工时，就开始探索建立规章制度，以便进行党内监督。1926年前后，广东党组织率先开始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1926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布第一个反腐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些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除此之外，这也是我党在特殊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大革命时期，党的力量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党”。陈独秀在党的五大报告中指出，经过四大以来不到两年的发展，党员已由不足1000人发展到57900多人，并有工会会员280万人、农会会员972万人、共青团员35000人。

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难免有不纯分子混入党内，影响党的形象，必须加以清理；另一方面，党组织的壮大势必对纪律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严肃纪律保证党组织的纯洁。出席中共五大的陆定一曾回忆：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

但是，当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创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要针对国共合作形势下的党内廉洁问题。这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甚有道理，实际却并非如此。

党的五大召开时，革命形势已相当严峻。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在五大召开的第二天，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遭到残酷绞杀。此时，一些信仰、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登报退党甚至公然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和同志，为此，1927年春，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公审处决了一批背叛革命的分子，以肃党纪。就像当前的巡视是政治巡视而不是业务巡视一样，创建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为了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权威，维护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

在此背景下，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将政治纪律列入党内纪律检查范围，并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成为工作重点，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

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夏斗寅部党代表期间，就因没有将该部整编计划和在湖北宜昌三个多月的工作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受到党中央批评。尽管他接受了批评，并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提出辞职，但随后夏斗寅率部发动叛乱。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包惠僧在任夏斗寅部党代表期间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对夏部叛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予包惠僧留党察看处分。

当时党内对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认识并不统一，中央在设计监察制度时，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基础上特别注重发扬民主。五大党章强调“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对于党内一切争议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五大党章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规定也十分突出民主集中，例如省监察委员会与省委意见不一致时，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移交全省代表大会，二是移交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则交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裁决。这些规定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效维护了监察机关的权威。

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五大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因革命需要，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不久后被派往全国各地领导地方工作，10名成员有8人先后光荣牺牲，使得监察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通告》指出：由于革命形势恶化，党“转入地底秘密工作”，加上王荷波、杨匏安等遇难“未能行使职权”，监察委员会“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因此，在1928年党的六大上，中央监察委员会被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取代。可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五大党章关于监察制度的规定闪现着党内监督、权力制约的思想光辉，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