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保障宪法法律实施、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县级人大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日益凸显。

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权限体系

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构成其履职的合法性基础。具体而言，其权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重大事项决定权。指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讨论、决定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重大事项，并通过作出决议、决定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此项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涉及重大项目建设、民生政策制定等核心领域。

二是选举和任免权。县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罢免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正副职负责人、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一级批准），并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常委会可行使部分人事任免权，如决定副县长个别任免，以此确保地方国家机关人员的合法性与问责性。

三是监督权。作为核心职权，监督权包括工作监督与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体现为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院”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并通过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实施监督；法律监督则侧重于保障宪法法律实施，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维护法制统一。

四是其他法定职权。包括保护公有与私有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等。需要指出的是，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大享有地方立法权，而县级人大虽无立法权，但可以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如决议、决定）细化法律法规执行，体现权限的层级差异。

职责履行的实践深化与机制创新

围绕上述权限，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履职实践中不断探索，职责内涵持续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是会议组织与决策科学化。依法按期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优化议程设置，保障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审议。通过健全议事规则，推动决策过程民主化、法治化，确保决议决定符合地方实际与人民意愿。

二是监督工作的创新与刚性增强。创新监督方式，运用专题询问、工作评议、满意度测评、跟踪监督等机制提升实效。例如，民生实事项目推行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群众提、大会定、政府办、人大评”的闭环管理；深化监督重点，加强全口径预算审查，对政府债务、国有资产管理及审计整改等实施重点监督，提升财政透明度。

三是代表工作机制完善。加强代表履职培训，提升议案建议质量；完善代表联络站（点）建设，健全代表联系选民、向选民述职等机制。通过优化建议提出、交办、督办和反馈流程，推动实际问题解决，激发代表履职内生动力。

四是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有效行使。针对“重大事项”范围模糊问题，需通过法律解释或地方实践逐步明确，探索制定清单制度，健全调研、论证和听证机制，提升决策科学性。如在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领域，通过行使决定权推动政策落地，服务地方发展大局。

五是自身建设与能力提升。围绕“四个机关”定位，加强常委会及机关建设，优化人员结构，推进信息化建设以提高工作透明度。针对部分县级人大存在的机构设置不完善、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需通过完善工作程序加以弥补。

实践挑战与未来创新方向

县级人大工作虽取得显著进展，各地创新实践也有成功案例，如民生实事票决制、专题询问常态化、预算联网监督等，但仍面临以下挑战：一是职权行使不充分，如重大事项决定权使用不足、监督刚性不够；二是代表作用发挥有限，闭会期间活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健全；三是自身建设滞后，人员配备与履职要求存在差距。这些挑战制约了人大制度的基层实践效能。

为应对上述挑战，未来县级人大可聚焦以下创新方向：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职能发挥相统一。探索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具体机制，确保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民主参与渠道，进一步落实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基层单元建设中实现民主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的融合。三是增强监督刚性与实效。在法律框架内创新监督方式（如结合执法检查与满意度测评），强化结果公开与跟踪问效。四是优化代表服务保障。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代表履职能力。五是服务县域治理现代化。围绕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找准履职切入点，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综上所述，新时代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限由法律赋权，职责的履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密围绕地方工作大局，通过强化职权行使、破解实践挑战、深化创新探索，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未来，需进一步从法律完善、机制创新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潘相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