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9期《楚天主人》杂志刊登

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润涛同志的署名文章

全文如下

“民主”及其关联概念辨析

民主，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定义的词汇。它像一条从古老城邦流淌至今的河流，在不同的地理环境里分出无数支流，每一条支流都承载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实践与价值追求。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条分缕析“民主”生长出来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在异同之间看清不同民主模式的本质与边界。

一、从“历史范畴”看民主演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民主”（Democracy）一词源自古希腊语，由“demos”（人民、公民）和“Kratos/Kratia”（权力、统治）构成，意为“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即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人民的统治”如何实现呢？这就产生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时期，国家由上百个小型的独立城邦组成，每个城邦都包括一个城市核心区域和乡村腹地。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组成，每月召开数次会议，决定战争与和平、法律制定与废除等重大事务。公民享有平等的投票权和发言权，直接投票决定城邦的重大事务，没有中间环节，没有代表委托，这就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这种民主形态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统一，但也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历史局限：其一，民主权利仅属于成年男性公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妇女被排除在外。其二，公民大会的决策依赖于公民的感性判断，容易被煽动和操纵，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之死便是典型例证。其三，决策成本高、政策没有连续性，治理效率较低。它建立在小国寡民的城邦基础之上，一旦城邦规模扩大或面临外部威胁便难以维系，最终随着马其顿的征服而走向衰落。

为了应对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需求，间接民主应运而生。它不再要求全体公民直接参与所有公共事务的决策，而是通过一定程序选出代表，由代表代为行使公共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间接民主是对直接民主的一种“规模适配性演化”，而我们熟知的代议制民主，正是间接民主在现代西方政治体系中最主流的实现形式。

代议制民主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十三世纪的英国，为了限制王权，势力强大的贵族联合教士、骑士和市民代表成立议会，拥有决定征税和颁布法律的权利。这种封建等级会议就是代议制的雏形。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以法律形式限制国王权力，确立“议会至上”原则，使议会成为国家权力中心。1787年，美国制定联邦宪法，建立了总统共和制，实行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大国范围内成功建立代议制民主共和政体，解决了大国无法实行直接民主的难题。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核心区别在于，权力行使是否经过“代表委托”这一中介。代议制民主属于间接民主，但间接民主的实现形式并不只有西方代议制这一种，它完全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土壤，生长出其他的间接民主实践形态。

中国的民主实践并非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追求二者的有机统一。在根本政治制度层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民主制度，但也不是简单的“间接民主”，实践中包含着丰富的“直接民主”元素。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遍布城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则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我国人大代表也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全国、省、市三级代表由选举单位间接选举产生，全国277万多名五级人大代表中，近95%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人大代表，这本身就是最直接的民主形式。西方所谓“中国人大代表产生不民主”的说辞纯属无稽之谈。

二、从“制度属性”看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和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其实质是服务于少数财富所有者的民主。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民主，指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用以区分于“资本主义民主”。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即民主是供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享有的，而非少数资本家的特权。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述，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当代中国，“人民”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包括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民主明确了民主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而非少数精英或利益集团。与西方民主强调“精英治理”不同，人民民主更加注重人民的整体利益与共同意志，强调民主的人民性与广泛性，全面涵盖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诉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在新时代的深化与拓展，是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色与标识性概念。它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等），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它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形成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体系，打破了西方民主“选举时热闹、选举后冷清”的局限。它强调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一切重要决定事项必须符合人民的意愿，公共决策机制必须要有人民的广泛参与，保证人民始终“在场”。这一理念有效破解了民主与治理相脱节的难题，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机嵌入国家治理各个环节，实现了过程与成果、程序与实质、直接与间接民主的统一。

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概念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形成层层递进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是制度属性的根本规定，人民民主是核心价值底色，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中国在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民主运行形态的创新发展，三者统一于民主政治实践之中。

三、从“运行机制”看实践路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民主

选举民主，是指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选出代表自身意愿的人参与国家治理和公共事务管理。通过公平、公正、定期的选举，实现权力的授予和更迭，这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绕过的重要步骤和核心环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例如各级人大代表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选举等。

长期以来，西方民主标榜竞争性选举，将“一人一票”的所谓“自由选举”作为西方民主重要标杆大肆宣扬。而事实上，西方选举制度在资本操纵下已经变为一种“烧钱游戏”，难以实现选举的真正目的。在选举过程中，资本极尽所能掌控话语权，操控舆论进而“引导”选民。选民按照一定周期参加投票，选举结束后就再也没有实质性参与渠道。这样的“一次性民主”，无论是哪个人赢得选举，无论是哪个政党胜出，胜利者永远是资本本身，不可能代表民众的真实意愿和切身利益。所谓轮流执政，不过是权力从资本的左手倒转到右手的政治“魔术”。

为了弥补单一选举民主的不足，中国将协商民主作为民主实践中极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在公共决策之前，通过广泛的座谈、讨论、沟通，让不同群体的意见都能被充分表达，凝聚共识后再形成决策。这种“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机制，旨在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能够有效避免选举民主中出现的“选票至上”“利益博弈极化”等问题。中国民主政治的运行逻辑是“既重民主选举，更重民主协商”。广泛、深入的协商贯穿于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等各个层面，确保了决策能够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武汉市江岸区“人民议事厅”、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民主早班车”等都是这类有效的协商民主探索。

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社会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民主形式。它把民主的实践场域下沉到社区、村庄、企事业单位这些生活一线，通过村民自治、居民自治、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是整个中国民主体系最坚实的微观基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如浙江“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北京“接诉即办”机制、湖北“村湾夜话”“5号见”等，都是基层民主的生动实践。

这三者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选举民主解决权力的合法来源问题，协商民主解决决策的共识凝聚问题，基层民主解决日常参与的落地问题，三者共同构成了人民广泛持续参与的完整实践体系。

四、从“整体形态”看文明差异：中国式民主与西方民主

当我们把前面所有的概念整合起来，就会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主文明形态分野——中国式民主与西方民主。

西方民主，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多党制为框架、三权分立为结构的代议制民主，突出‌个体权利优先、政党博弈主导和周期性投票，其本质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民主虽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但也存在明显弊端，如金钱政治泛滥、党派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社会撕裂加剧、民主形式与实质脱节等，最终沦为“少数人的民主”，难以真正实现人民的整体利益。

中国式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和核心的民主形态，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实践性、系统性、稳定性特征，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中国式民主摒弃了西方民主的形式主义弊端，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主实践体系，是世界民主模式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二者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有没有选举、有没有议会这些表面形式，而在于权力的根本归属：西方民主在实践中往往演变为资本主导下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轮流分肥，人民的权利更多停留在投票的瞬间；而中国式民主则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的是人民权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实现。我们并不否定西方民主在其自身历史语境中的特定作用，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从来不是只有西方那一种模式，不同的文明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断展现，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中国的民主，真正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到实处，充分调动起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中国之治的“关键密码”，是中国民主的澎湃力量。